有一则故事，在公元960年，老赵发动陈桥兵变，威逼年仅7岁的周恭帝禅位，当时行事仓促，在举行禅位大礼时，未来得及撰写禅文，而此环节又是万万不可少的。正在情急之时，后周的翰林学士陶谷，从怀中掏出一份事先就拟好的禅文从容递上。这份禅位文书，引经据典，笔下生花，活脱脱把一个逼宫篡位之人，歌颂为畏天命、顺天意、识大体的圣贤之君。全文极尽阿谀之能事，无不使人肉麻。
按理，已经位居九五之尊的赵匡胤，对这位雪中送炭，立了大功的陶谷先生，必报以厚恩，委以重任。然而，赵匡胤阁下只给了陶谷物质上的重奖，并没有给与高官爵位。
这一切难道是赵匡胤不识其能，奖而不当？非也。这恰恰是赵匡胤深知其人，量才而用。赵匡胤知陶谷助己于情急尴尬之际，立朝有大功，但这功是见风使舵，投机取巧之为，尤其是精心预谋，献禅于大典情急之时，可谓居心叵测。
当时，赵匡胤正直建国之初，深知重用一“小人”，群“小”蜂拥，重用一贤臣，则群贤毕至。所以，赵匡胤才做出令谄谀之人意外、陶谷失望之举。
最终，陶谷虽然没当上高官，但在翰林的位子上，倒使其文采得以充分施展，成了北宋年间的文坛领袖之一。
在《东周列国志》中，有一则齐威王辩贤的故事，说的是，齐威王为了了解各地官员的工作业绩，喜欢问左右，谁贤不贤？许多人都赞阿大夫，说此人热情，客气，不错，能干。齐威王又问，你们说说，哪个不行，于是众人就说，墨大夫那小子不行，自视甚高，还不同我们打成一片。听罢这些人的话，齐威王并没有贸然相信,而是派人到两个大夫所管辖的地区，仔细察其治状，考其政绩，弄清了事实真相。接着，威王召集群臣，对“心专治邑，不肯献媚”的墨大夫“加封万家邑”；对“重金贿赂，以求美誉”的阿大夫以沸水烹之，并将平日极力奉承阿大夫的亲信者十几人第次烹之。自此,齐威王唯贤是举，国内大治。
纵观历史，历朝历代，无论是基层，还是高层，阿大夫和陶谷之流，均不乏其人。他们或趋炎附势，或投机钻营，或卖身求荣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赢得上级首长的厚爱和欣赏。
人生姓名不同，行经各异，实现自我，求富求贵，可以说是人性的必然本性。但是，小人们的阴谋和阳谋是否最终得成，关键是看“一把手”是否具有火眼金金的辨别力。
“木秀于林,风必摧之”、“堆高于岸,流必湍之”。行高于人，往往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。齐威王和宋太祖根据墨大夫的政绩和陶谷的德行来评价他们，而不受左右亲信的欺骗，才使国家大治。而历史上的许多帝王却只根据臣下的巧诈之言来用人，最终导致朝政昏乱，自身也深受其害。所以，一个高明的统治者和管理者，考察一个人最有效的方法是看他怎么做而不是看他怎么说。
历史上，宋徽宗用倡奢乱政的蔡京，明世宗用奸诈狠毒的严嵩父子，明熹宗用擅权误国的魏忠贤，乾隆用八面玲珑的和珅……,而正面的事例也颇多：平原君不计前怨荐赵奢，刘邦用出身贫贱的韩信，曹操用以檄文恶毒咒骂自己的陈琳，唐太宗用犯言直谏的魏征，等等。
让贤者有其位，阿谀奉承之徒没有生存空间；让实干者得重用，不让说谎报假之人飞黄腾达；让有才能者有施展才能的平台，不让不学无术之辈盘踞要津。这是每个领导者和管理者的眼光所在。
